[卓新平]金融危機與宗教發展[3/3]
這些認識和處理雖然有其“方便”之處，卻畢竟影響到我國法律的嚴肅性、政策的一致性和理論的科學性。其二，對“儒教”的認識仍迷失在其是否是“宗教”的灰濛之境，有些人對把“儒教”看做宗教百思不解，還有人則對“儒教”不是宗教之說感到一頭霧水。“儒教”是“教”、“非教”之爭方興未艾、酣戰依舊。印尼總統瓦希德訪華期間告訴中國領導人：印尼已通過法令宣布儒教為宗教，可以讓印尼華人與穆斯林一樣擁有自己的宗教和宗教節日，而中國領導人卻向他耐心解釋，堅持儒教不是宗教，令他不知所措、頗為掃興。對儒家思想的信仰層面與社會生活的關聯，許多中國人並不願意從宗教意義上來解讀。當中國在海外以興辦幾百所孔子學院來弘揚中國語言和儒家文化時，對歷史上有無“儒教”卻仍然諱言。其三，許多民眾在教堂過聖誕節、舉行婚禮，以及在廟宇、道觀等燒香拜佛、占卦求籤之舉，究竟是民俗、時尚，還是宗教意識或情感，亦頗難分辨。對於這種信拜的隨意性，人們更願意有一種“非宗教性解釋”，而只把較為正規、系統的信仰崇拜視為宗教。其四，部分黨員、幹部的信教現象和在處理亂建廟宇、佛像神像等“違規”事件上的不敢出手、怕遭報應等心理心態，究竟有無“宗教”心境？其對宗教“大師”的仰慕和追崇，對宗教經典的入迷和折服，是否有着信仰上的“心有靈犀”？這些都值得我們思索和分辨。雖然在這些“模糊”的“邊緣板塊”不應該有“泛宗教”認識的偏激，卻也不能忽視或無視其中的宗教因素，不能放棄對中國人的“宗教性”的認識和界說。就其前景來看，這種“模糊”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而在對“宗教性”及其與“宗教”關係的認知上暫時也很難達成共識。
二 中國宗教未來發展的可能形態
當前中國宗教上述三種類型的板塊格局並非中國宗教發展真正的“正常”和“理想”之狀。因為，若處理不妥，這三種板塊的碰撞和互損會加劇，而且現在已出現一些有着不好傾向的異化和蛻變。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政治理想上的區別，即使是“核心板塊”中的所謂“官辦”宗教在政府的“護持”下亦不能理直氣壯，而且在不少方面仍心有餘悸，故而難以充分展開其“宗教性”發展，其現狀也往往給人以被動、不自覺、缺少自我意識或主觀能動性之感。第二種“新興板塊”中的“自發”型宗教則是在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中“脫穎而出”，有其“公民宗教”的意識或“自由結社”的“放肆”，看似充滿“活力”，卻已與現行社會秩序形成“張力”，其“無拘無束”、“無所羈絆”正與我國法律政規相抵觸，造成新的不穩定因素。其在社會中的彌散迅速卻無形，不過也早已因其在村鎮、校園、外企及與之相關的民工群體、白領群體、知識群體等相應人群中的隱現頻仍而引人關注。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有人打着“宗教”旗號行其“政治”另類選擇之實，躲在信教群眾中形成對之隱形“綁架”，以群眾為屏障和保護而令政府舉措有投鼠忌器之慮；有的想“脫敏”而走“合法”、被政府“招安”之途，卻步履維艱、障礙太多，難達其看似簡單的目的；有的想借題發揮，利用全球舞台和國際市場來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亂；還有的則指望挑起政府的打擊來掀起宗教狂熱，形成其畸形發展的“興奮劑”。凡此種種，使這一板塊險象環生，危機四伏，令人棘手、難辦。而第三種“邊緣板塊”則處於其“生成期”，可塑性頗大，前景難測，但也使我們在“積極引導”上大有用武之地。這一領域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對中國社會、民眾、文化“宗教性”的認識、分析和評價問題，從而為測試、把握中國的宗教狀況提供相應的標準和尺度，進而還可了解中國宗教的所謂“土壤”、“氛圍”或“生態”問題。
中國宗教未來發展的理想之途，在我個人看來應是政治上“脫敏”、“淡出”，社會上“擔當”、“投入”，文化上“重建”、“更新”，信仰上“回歸”、“升華”。在中國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宗教不應該被視為或被推為“假想敵人”和“潛在威脅”，也不應被看做是主流政治的“競爭對手”和“另類選擇”。對宗教的“批評”、“打擊”不僅會無濟於事，反而可能激化矛盾，造成對立雙方的兩敗俱傷。因此，對宗教發展要“引導”和“疏導”，使之成為共構和諧社會的多元因素中的一員，讓其“和而不同”、“和合生輝”。我們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群眾的宗教信仰，對之沒有必要“神化”，但也不要“醜化”。政府對宗教的管理落實在“法治”（法制）之上，依法治國、依法管理宗教，為此有必要形成全面、實效的管理網絡和體制機制。因此，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應突出政府的“一體”，體現出政府在管理宗教社會事務上的法律、政治和行政權威，強調政府的積極引導。在政府“統一”管理的基礎上，則應讓宗教“多元”發展、生態平衡，彼此監督、優勝劣汰，由此在中國“政主教從”的現實上達致政教之間的“一體多元”和教與教之間“主次協調”的積極格局。政府應該正視現代社會宗教“多元”存在的客觀現實，沒有必要“人為”地去扶持和打壓某一宗教，以體現法律的尊嚴和執法者的公正。對宗教界的政治態度抓大放小，原則問題上不讓步，思想求同存異上“引而不發躍如也”，鼓勵宗教投身社會服務、積极參与社會工作，在社會救濟、慈善事業上獨樹一幟、脫穎而出，使之成為宗教社會存在與發展的真正安身立命之處；所以，有必要在社會工作上給宗教留出足夠的空間，讓其有發展的潛力；而在宗教組織、團體的認定上“門檻”要高，不能過於隨意、放寬，必須符合宗教身份、具有宗教資質，但也應為宗教組織形態得以成熟提供合理的時間保障，給予其從“臨時” “備案”到“正式” “登記”的時間過渡。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該對宗教的社會演變加以觀察、監督、管理和引導。至於宗教的“經濟”活動一旦有“營利”性質則應納入社會財務管理和審計規範，允許其在社會服務和自存自養上有“減稅”、“免稅”的優惠，但不能對宗教組織的“經濟開發”放任自流，形成“特殊”的經濟監督、管理上的“死角”。而對宗教“非營利”的社會慈善、福利工作，則應在用地、能源、審批、稅收等相關方面提供方便，有一定的照顧和積極的扶持。這樣，宗教在中國未來的可能形態或許會轉“官方色彩”為“民間自然”形態，變“政治參與”為“社會參與”，宗教界人士只是以“公民”身份關注、參與政治，宗教組織機構則保持“非政府組織”、“非政治組織”的性質。當然，在現階段仍必須承認中國當前社會文化處境中因歷史發展而形成的事實上的相關“主要宗教”的“核心”地位，對其積極的社會意義和功能加以充分肯定和必要支持，讓其在處理與其他在社會上相對“次要”的宗教的和諧共存關係時發揮主導作用，從而使所有宗教在與中國社會相適應中有其“楷模”和“榜樣”。而在宗教的未來發展中則應逐漸打破這三大板塊的格局，實現所有宗教多元、有機、和諧、融洽、彼此激勵、相互補充、層次清晰、有序銜接的整體共構。其中原來“核心板塊”的宗教仍可以通過自我革新、與時俱進而成為社會中起主導、支配作用的宗教，與所謂“新生板塊”的宗教形成融合、聯合、結合或平等對話、和平共處、和而不同的關係，而原來“邊緣板塊”的宗教則應通過其宗教形態的成熟、完備和宗教心態的積極、向上來順利完成其社會磨合、適應的過程，從而能真正提供宗教在中國社會正常、健康發展的“土壤”、“生態”。不過，對宗教發展的期待既應注意其精英信仰的“升華”、“超然”之脫穎而出，也要以平常心來看待大眾信仰的“質樸”、“直觀”甚至“功利”性走向。在“積極引導”和“主動適應”的雙向互動中，現有“三大板塊”的宗教狀態則會逐漸結束其“混亂”現象，達成在社會上“一體多元”、“主次協調”的整合。從此，宗教發展的主要注意力和方向則可一為社會層面的服務參與、人間貢獻，二為文化層面的承上啟下、發揚光大，三為信仰層面的返璞歸真、純潔無瑕，以真正體現宗教作為“宗教”的社會關懷、文化傳承、精神慰藉和靈性超越。金融危機和社會變動會引起宗教新的波動與發展，導致在宗教與社會的相互關係上出現新情況、新問題。這對於宗教的社會發展和政府的宗教事務管理都是一個重新審視或調整的機遇。我們在這種時代處境中觀察現實宗教狀況則既應客觀，亦需前瞻。由此，引發了關涉中國宗教發展的種種思緒。以上設想僅為自己在宏觀把握上的“意識流”表現，談不上是成熟或系統，這裡僅以此來拋磚引玉，希望能多在大家“實證性”調查研究中得到印證或修正。
syc1618表示: 
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XP
kuaile表示: 
Windows Vista
qaz0924表示: 
lichunjie表示: 
無限感恩表示: 
041689表示: 
凈音表示: 
360Safe Explorer 
hz_yhh2009表示: 
VSs表示: 
TT Explorer 
行者表示: 
jionghu表示: 
精進表示: 
和諧平安表示: 
miaoying表示: 
Zijian表示: 
vmp表示: 
幼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