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金融危机与宗教发展[3/3]
这些认识和处理虽然有其“方便”之处，却毕竟影响到我国法律的严肃性、政策的一致性和理论的科学性。其二，对“儒教”的认识仍迷失在其是否是“宗教”的灰蒙之境，有些人对把“儒教”看做宗教百思不解，还有人则对“儒教”不是宗教之说感到一头雾水。“儒教”是“教”、“非教”之争方兴未艾、酣战依旧。印尼总统瓦希德访华期间告诉中国领导人：印尼已通过法令宣布儒教为宗教，可以让印尼华人与穆斯林一样拥有自己的宗教和宗教节日，而中国领导人却向他耐心解释，坚持儒教不是宗教，令他不知所措、颇为扫兴。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层面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从宗教意义上来解读。当中国在海外以兴办几百所孔子学院来弘扬中国语言和儒家文化时，对历史上有无“儒教”却仍然讳言。其三，许多民众在教堂过圣诞节、举行婚礼，以及在庙宇、道观等烧香拜佛、占卦求签之举，究竟是民俗、时尚，还是宗教意识或情感，亦颇难分辨。对于这种信拜的随意性，人们更愿意有一种“非宗教性解释”，而只把较为正规、系统的信仰崇拜视为宗教。其四，部分党员、干部的信教现象和在处理乱建庙宇、佛像神像等“违规”事件上的不敢出手、怕遭报应等心理心态，究竟有无“宗教”心境？其对宗教“大师”的仰慕和追崇，对宗教经典的入迷和折服，是否有着信仰上的“心有灵犀”？这些都值得我们思索和分辨。虽然在这些“模糊”的“边缘板块”不应该有“泛宗教”认识的偏激，却也不能忽视或无视其中的宗教因素，不能放弃对中国人的“宗教性”的认识和界说。就其前景来看，这种“模糊”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在对“宗教性”及其与“宗教”关系的认知上暂时也很难达成共识。
二 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
当前中国宗教上述三种类型的板块格局并非中国宗教发展真正的“正常”和“理想”之状。因为，若处理不妥，这三种板块的碰撞和互损会加剧，而且现在已出现一些有着不好倾向的异化和蜕变。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理想上的区别，即使是“核心板块”中的所谓“官办”宗教在政府的“护持”下亦不能理直气壮，而且在不少方面仍心有余悸，故而难以充分展开其“宗教性”发展，其现状也往往给人以被动、不自觉、缺少自我意识或主观能动性之感。第二种“新兴板块”中的“自发”型宗教则是在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中“脱颖而出”，有其“公民宗教”的意识或“自由结社”的“放肆”，看似充满“活力”，却已与现行社会秩序形成“张力”，其“无拘无束”、“无所羁绊”正与我国法律政规相抵触，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其在社会中的弥散迅速却无形，不过也早已因其在村镇、校园、外企及与之相关的民工群体、白领群体、知识群体等相应人群中的隐现频仍而引人关注。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人打着“宗教”旗号行其“政治”另类选择之实，躲在信教群众中形成对之隐形“绑架”，以群众为屏障和保护而令政府举措有投鼠忌器之虑；有的想“脱敏”而走“合法”、被政府“招安”之途，却步履维艰、障碍太多，难达其看似简单的目的；有的想借题发挥，利用全球舞台和国际市场来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乱；还有的则指望挑起政府的打击来掀起宗教狂热，形成其畸形发展的“兴奋剂”。凡此种种，使这一板块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令人棘手、难办。而第三种“边缘板块”则处于其“生成期”，可塑性颇大，前景难测，但也使我们在“积极引导”上大有用武之地。这一领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民众、文化“宗教性”的认识、分析和评价问题，从而为测试、把握中国的宗教状况提供相应的标准和尺度，进而还可了解中国宗教的所谓“土壤”、“氛围”或“生态”问题。
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理想之途，在我个人看来应是政治上“脱敏”、“淡出”，社会上“担当”、“投入”，文化上“重建”、“更新”，信仰上“回归”、“升华”。在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宗教不应该被视为或被推为“假想敌人”和“潜在威胁”，也不应被看做是主流政治的“竞争对手”和“另类选择”。对宗教的“批评”、“打击”不仅会无济于事，反而可能激化矛盾，造成对立双方的两败俱伤。因此，对宗教发展要“引导”和“疏导”，使之成为共构和谐社会的多元因素中的一员，让其“和而不同”、“和合生辉”。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群众的宗教信仰，对之没有必要“神化”，但也不要“丑化”。政府对宗教的管理落实在“法治”（法制）之上，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宗教，为此有必要形成全面、实效的管理网络和体制机制。因此，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应突出政府的“一体”，体现出政府在管理宗教社会事务上的法律、政治和行政权威，强调政府的积极引导。在政府“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则应让宗教“多元”发展、生态平衡，彼此监督、优胜劣汰，由此在中国“政主教从”的现实上达致政教之间的“一体多元”和教与教之间“主次协调”的积极格局。政府应该正视现代社会宗教“多元”存在的客观现实，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扶持和打压某一宗教，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和执法者的公正。对宗教界的政治态度抓大放小，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思想求同存异上“引而不发跃如也”，鼓励宗教投身社会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在社会救济、慈善事业上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使之成为宗教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真正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有必要在社会工作上给宗教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其有发展的潜力；而在宗教组织、团体的认定上“门槛”要高，不能过于随意、放宽，必须符合宗教身份、具有宗教资质，但也应为宗教组织形态得以成熟提供合理的时间保障，给予其从“临时” “备案”到“正式” “登记”的时间过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宗教的社会演变加以观察、监督、管理和引导。至于宗教的“经济”活动一旦有“营利”性质则应纳入社会财务管理和审计规范，允许其在社会服务和自存自养上有“减税”、“免税”的优惠，但不能对宗教组织的“经济开发”放任自流，形成“特殊”的经济监督、管理上的“死角”。而对宗教“非营利”的社会慈善、福利工作，则应在用地、能源、审批、税收等相关方面提供方便，有一定的照顾和积极的扶持。这样，宗教在中国未来的可能形态或许会转“官方色彩”为“民间自然”形态，变“政治参与”为“社会参与”，宗教界人士只是以“公民”身份关注、参与政治，宗教组织机构则保持“非政府组织”、“非政治组织”的性质。当然，在现阶段仍必须承认中国当前社会文化处境中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事实上的相关“主要宗教”的“核心”地位，对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加以充分肯定和必要支持，让其在处理与其他在社会上相对“次要”的宗教的和谐共存关系时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使所有宗教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中有其“楷模”和“榜样”。而在宗教的未来发展中则应逐渐打破这三大板块的格局，实现所有宗教多元、有机、和谐、融洽、彼此激励、相互补充、层次清晰、有序衔接的整体共构。其中原来“核心板块”的宗教仍可以通过自我革新、与时俱进而成为社会中起主导、支配作用的宗教，与所谓“新生板块”的宗教形成融合、联合、结合或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和而不同的关系，而原来“边缘板块”的宗教则应通过其宗教形态的成熟、完备和宗教心态的积极、向上来顺利完成其社会磨合、适应的过程，从而能真正提供宗教在中国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土壤”、“生态”。不过，对宗教发展的期待既应注意其精英信仰的“升华”、“超然”之脱颖而出，也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大众信仰的“质朴”、“直观”甚至“功利”性走向。在“积极引导”和“主动适应”的双向互动中，现有“三大板块”的宗教状态则会逐渐结束其“混乱”现象，达成在社会上“一体多元”、“主次协调”的整合。从此，宗教发展的主要注意力和方向则可一为社会层面的服务参与、人间贡献，二为文化层面的承上启下、发扬光大，三为信仰层面的返璞归真、纯洁无瑕，以真正体现宗教作为“宗教”的社会关怀、文化传承、精神慰藉和灵性超越。金融危机和社会变动会引起宗教新的波动与发展，导致在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这对于宗教的社会发展和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都是一个重新审视或调整的机遇。我们在这种时代处境中观察现实宗教状况则既应客观，亦需前瞻。由此，引发了关涉中国宗教发展的种种思绪。以上设想仅为自己在宏观把握上的“意识流”表现，谈不上是成熟或系统，这里仅以此来抛砖引玉，希望能多在大家“实证性”调查研究中得到印证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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