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報》：2011年十大宗教學觀點

《中國民族報》：2011年十大宗教學觀點
2011年12月27日 中國民族報

佛教在線訊 2011年，中國宗教健康發展，為和諧社會的構建不斷輸出富有活力的價值和精神資源，中國社會逐漸回歸到對宗教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評價，宗教學理論也逐步開啟中國氣象。《中國民族報·宗教周刊》理論版見證了這一歷史過程。時值歲末，理論版盤點年度十大宗教學觀點，涉及中國特色宗教理論、宗教關係和諧問題、宗教界自身建設、宗教界從事慈善事業、宗教經典、民間信仰等研究領域。讓我們再次體悟中國政界、教界、學界的有識之士對宗教的敏銳觀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以及現實關懷——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應包括宗教文化

文化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是展現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方式；文化既是人民重要的精神需求，又是民族凝聚力與製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經過30年的經濟發展之後，文化建設終於擺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前沿。

魏德東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的宗教文化》一文中認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應包括宗教文化。在思想層面，儒、釋、道三教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基本載體，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精神資源之一。沒有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惠能這些中國宗教的創始人，中華文化就是不完整的。中華文化復興，就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原則，對中國傳統文化予以創造性發展，使其在中國以及世界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揚光大。

中國宗教不僅具有豐厚的思想資源，還是諸多文化的載體，創造了聞名於世的建築、雕塑、音樂、繪畫等文化成果，而凡此物質形態的文明表達，都成為今天文化產業發展的寶貴財富。在現代化背景下，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中華文明、人類文明的長河中，宗教屬基本的文化載體。無論在博物館裡還是山河大地之間，或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抽離了宗教內容與題材，都是不可取的。

對宗教文化自身而言，要成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是時代的機遇，也是歷史性的挑戰。這對當代中國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在思想層面，需要將宗教文化的內涵與一般大眾需求做有效的鏈接，充分發揮中國宗教理性、人文、道德的優良傳統，能夠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貢獻力量。在行為層面，宗教文化的產業化將是對宗教教職人員的重大考驗，中國的宗教文化在現代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這不僅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更需要宗教文化的高度自覺。

各大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10月20日至22日，中國宗教學會與浙江大學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於泰山腳下共同舉辦“泰山綜觀：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發表了《泰山共識》。

1085期（2011年11月8日）刊載的《泰山共識》認為：與中國傳統文化深入協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儒、釋、道三教曾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精神和文明的大本原、大傳統，以後仍將會在中國思想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儒、釋、道和民間信仰在內的中國傳統宗教，作為一種深具潛力的、開放的文化和精神資源，其在完成現代性嬗變之時，也必將為當代社會輸出富有活力的價值和精神資源，對當今中國文化“軟實力”構建及文化戰略提供有效營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積極動力。而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具有世界傳播性質的宗教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本土化、中國化，也將與中國的傳統宗教形成互補格局，進而豐富中國文化的內涵，共同探索適應現代化的途徑，以體現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風範，構建共有精神家園。

樹立宗教和諧理念，推廣宗教和諧價值

宗教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國際交往都有密切關係，宗教關係是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宗教關係和諧是建設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必要條件，已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宗教和諧成為時代的強音。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協調發展和統籌兼顧，又要求促進五大社群關係（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和諧。中央領導人提出“探索宗教和諧理論，樹立宗教和諧理念，推廣宗教和諧價值”。政界、教界、學界已經行動起來，努力加強宗教和諧工作，開展和諧寺觀教堂創建活動，進行宗教和諧理論研究，並取得豐碩成果。宗教和諧論的創新和實踐，將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提升宗教事務管理工作，更好地引導宗教適應當代社會，並發揮宗教促進社會和諧、經濟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

牟鍾鑒在1097期（2011年12月20日）發表《宗教和諧論》一文，進一步推動政、教、學三界對宗教和諧問題的思考和探討。文章指出，宗教和諧論是唯物辯證法的運用，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新理論形態，是對蘇聯“宗教鴉片論”、“宗教鬥爭論”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華優秀傳統是宗教和諧論的源頭活水，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理論。

文章認為，宗教和諧論的核心理念是“多元平等，和諧共生”。宗教和諧論的重心在於協調宗教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綜合創新。它包括了中國社會主義者從自身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宗教社會論、宗教統戰論、宗教適應論、宗教文化論和正在建設的宗教生態論、宗教促進論，是上述諸論的整合和提升。宗教和諧論以化解族群的矛盾和衝突為己任，宗教和諧要在宗教對話與合作的實踐中推進，與社會管理工作相結合。

宗教對話，從經開始

為推動學術界對於“比較經學”的討論，游斌發表了《宗教對話從經典互讀開始》一文，還連續訪談了香港中文大學的李熾昌、賴品超，美國西北大學的楊克勤，德國馬普研究所的范彼德，中央民族大學的牟鍾鑒，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金宜久等宗教學領域知名學者，分別從比較研究、經典互釋、中國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等角度，探討了佛教與基督教、基督教與中國宗教、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經典互讀。文章和訪談揭示出“比較經學”與“經典互讀”對於中國建設和諧宗教關係的重要意義和切實可行性。系列文章分別刊發在1055期（2011年7月19日）、1059期（2011年8月2日）、1063期（2011年8月16日）、1075期（2011年9月27日）、1077期（2011年10月11日）、1081期（2011年10月25日）、1091期（2011年11月29日）。

游斌在系列文章中表達了“宗教對話，從經開始”的觀點。他認為各大宗教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現象即對“經典”的尊重，通過“比較經學”或“經典互讀”的方式，可以達到宗教間的對話、學習和反思，最終實現在信仰上的真誠尊重。其具體做法是：邀請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們，去閱讀或注釋另一個宗教傳統的經典。它不以閱讀者皈依某一宗教作為出發點，而是在對另一宗教經典的閱讀或注釋中，發現對自己的宗教有所啟發的地方。它甚至不預先假定不同的宗教之間有多少的相同點，而是在具體的閱讀過程中辯論或開放自身，從而實現不同信仰之間的溝通。這樣的宗教對話有如下幾個要點：1、宗教對話從閱讀各大宗教的經典文本開始；2、比較經學既是為了對話和加深彼此的了解，又是在對一段經文、一個理想人物或一個宗教倫理的討論中，更深地反思、重構並豐富自己的信仰。簡言之，它是通過讀別人的經典，豐富自己的傳統；3、比較經學不僅是為了尋求共同基礎，而且是通過回到各大宗教的源泉，去看人類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從而避免自己在面對另一種宗教時犯下獨斷性之錯誤。

“鴉片基石論”是對列寧宗教觀的歪曲概括

長期以來，理論界普遍認為列寧宗教觀的核心是“鴉片基石論”。宗教周刊第1085期（2011年11月8日）、1095期（2011年12月13日）分別刊發的加潤國的《“鴉片基石論”是對列寧宗教觀的歪曲概括》、《再談“鴉片基石論”是對列寧宗教觀的歪曲概括》，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批駁。

文章指出，列寧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中闡釋馬克思關於宗教對人民作用的觀點時引用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目的是要說明，黨在對待“宗教問題”時必須保持“世界觀”的清醒和堅定——要堅持唯物論和無神論，反對唯心論和有神論。同時，列寧是在結合當時俄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來闡述黨對宗教的這一基本態度和政策的。如果我們僅僅抓住“鴉片”和“基石”那句話，把它從上下文中抽離出來，使之成為脫離具體語境、時代背景和思想體系的僵化教條，概括出所謂的“鴉片基石論”，顯然是錯誤的。

文章認為，列寧是完全接受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宗教理論政策體系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論述宗教問題的幾篇文章，並不構成一個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觀的獨立的宗教觀，反而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觀的豐富和發展。那種把列寧的某些論述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發展史和理論政策體系中抽離出來，並直接從中概括出所謂列寧自己的獨樹一幟的“宗教觀”的做法，顯然是形而上學的，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的。

回族伊斯蘭教是對“文明衝突論”的有力批駁

幾年前去世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曾提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以宗教為主線的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各文明（宗教）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毫無疑問，這一政治學的話語忽略了對中國宗教傳統的基本認識。

馬強在1003期（2011年1月11日）《愛國愛教：回族雙重認同形成的歷史分析》一文中指出，回族伊斯蘭教是對“文明衝突論”的一種有力批駁。文章認為，回族愛國愛教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總體而言經歷了唐宋元三代的積蓄和萌發：明代形成“忠主順君”思想、清代衍生出“爭教不爭國”思想、民國興起“救國救教、國教並興”觀念，直至當代發揚為“愛國愛教”思想，可謂年湮代遠，歷史悠久。

從其先民肇始，作為在中國大地上生活了1400多年的回族，對國與教的珍愛和認同已經成為這個民族不可割捨的情節。回族普遍認為，各民族“同國如同舟”、“保國即保教”、“愛教不忘愛國”、“國強則教興”，國與教須臾不可分開。回族是中國的民族，回族特色的伊斯蘭教成為了中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的根植，對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無疑是一種有力的批判，值得學術界重新反思，而非盲目地套用西方政治學話語。文明本身並不衝突，衝突的是擁有了文明、而又以偏執的思想去理解文明，並打着文明的旗幟，藉助於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各種力量推銷自身價值觀的人們。在全球化和全球移民浪潮高漲的今日世界，回族和平根植宗教文化，熱愛國家，心系信仰，與其他民族、其他信仰群體共同發展進步的理念，是具有普世性意義的。

慈善是佛教的本質屬性和本質要求

興辦慈善公益事業、慈悲濟世是中國佛教服務社會的重要方式和重要途徑。對當代中國佛教來說，服務社會尤具重要意義。當今世界，物質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經濟財富快速增長，同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自然災害、人口爆炸、貧富懸殊、地區戰爭、恐怖活動和傳染性疾病流行等，又嚴重地威脅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如何緩解當代社會的種種矛盾、積極服務社會，是時代發展對中國佛教的客觀要求。

方立天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發表的《慈善是佛教的本質屬性和本質要求》一文認為，慈善是現時代佛教的本質屬性和本質要求。佛教有兩項相互聯繫的本質規定：覺醒了悟和去惡從善。也就是說，在思想認識上，要求開發真智，體得真理。在道德修持上，要求行善除惡，自凈其意。覺悟緣起性空的法則，懂得人與人、人與物互為緣起，以及緣起本性皆空、不能執著的道理，就要求關心、同情、幫助他人，與人為善，與人慈善。修持善行的道德實踐，與清凈心意密切相聯，是在慈悲心的基礎上的善行。佛教的覺醒了悟和去惡從善的本質規定，確定了慈善是佛教的內在屬性，是佛教徒的內在價值理念、價值取向。佛教要求每一個信徒把奉行慈善作為修持的重要方式和生活的重要內容；佛教要求每一個信徒通過慈善活動提升覺悟，完善道德，進而實現人生的理想價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佛教適應新的歷史要求和歷史使命，積極擔當時代責任，自覺參與社會救助、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在救災、濟困、扶貧、助學、養老、助殘、義診、治病等多方面，尤其是在重大突發災難救助和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方面，發揮了有益作用，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讚揚。

基督教在當今中國的發展方向：使信仰面對、適應中國的處境

基督教作為一種信仰，是人生終極關懷的抉擇，其內容觸動普遍的人性要求，是普世性的，不受歷史文化所局限。但這普世性核心內涵傳揚到不同的歷史文化處境時，即產生其適應文化特有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特殊表達方式，即“處境化”的過程。當西方基督教由宣教士傳向世界時，信仰已被西方處境化的框架所構作，是西方的基督教傳統。當其遇到另一種龐大的文化，如中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時，即會產生格格不入甚至衝撞的狀態。故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其中一個必然使命，就是須將信仰處境化，融入中國的世界。

梁燕城在1043期（2011年6月7日）的《基督信仰生根中國三模式與基督教在當今中國的“處境化”》一文中，探討了自利瑪竇入華以來，3位基督宗教宣教士在處境化上作過的努力和成就，從而思考一個融和的模式，探尋當前基督教生根中華民族文化之路。文章認為，回顧這3位偉大的宣教士對中國的愛心與投入，當今中國基督徒可以融和三大宣教士的經驗，分析當前中國處境的需要，作出投身中國的行動。

文章進一步認為，未來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化”，當有以下的發展方向：
第一，基督徒須學效基督的道成肉身，完全投身於中華民族當前所面對的問題中，共同擔當民族發展的命運，從而擺脫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形象，使信仰面對、適應中國的處境。
第二，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欣賞。基督徒應深入認識和吸收中國文化的智慧，找尋信仰的共通價值，如中國傳統的倫理、良知、人性尊嚴、審美情調，對宇宙大道的掌握等，並加以尊重和欣賞。同時，基督徒應以基督信仰的特有價值，為中國文化提供參考和吸納，使之吸收新資源而更新自己，面對新時代。

以史為鑒：建立本地化教會才能使中國天主教充滿活力　　

天主教會在過去四五個世紀的傳教歷史，是一段與使徒時代純正的教會傳統相比極其反動的歷史，其中文化傲慢、文化排他性以及與軍事征服的聯盟成為傳教事業的主旋律，歐洲殖民者對非洲和南美洲施行的野蠻傳教政策，也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應用於遠東的中國、印度、日本這些有着高度文明與文化傳統的國度。真正懂得“文化適應”和“社會適應”策略的，只是極少數邊緣分子，諸如以范禮安、利瑪竇、剛恆毅等人為代表的傳教士。而正是這些邊緣分子，比如剛恆毅，在面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現實時，積極推動建立本地化教會，中國天主教才有可能在一段時期里充滿活力。

劉國鵬在1045期（2011年6月14日）《剛恆毅的“本地化”思想初探》一文中對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領袖人物剛恆毅的“本地化”策略進行了探討。文章指出，剛恆毅是一位既有宗徒精神、又具有遠見卓識的傳教戰略家，他早就看到過去300年，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事無成乃是因為其走上了一條和宗徒時代南轅北轍的道路，染上了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惡習。作為第一任駐華宗座代表和羅馬教廷自上而下推行“本地化”傳教路線的教會官員，剛恆毅積極推動建立本地教會，培養本地神職人員，保持傳教區的非殖民化。

剛恆毅在立足於教會初創時期使徒保祿的傳教原則的基礎上，發揮、細化了前任的傳教方法。在“適應化”原則的指導下，他摒棄了傳教士以往有意識地在傳教區移植西方文化、習俗和觀念的殖民主義做法，針對中國文化的特質，進行了一系列“本地化”的有益嘗試，如對孔子、孟子思想的接受和化用，在教堂建築和聖像藝術方面採用中國傳統風格等。在教務方面，剛恆毅成功地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全國教務會議，如此全國規模的中國主教會議，乃教會歷史上之首次。按照大會《決議案》，中國神職人員有資格擔任教會內的任何職務。這一決議為日後的中國主教的遴選和祝聖工作鋪平了道路。

剛恆毅推動天主教在中國的“本地化”進程中所表現出的靈活、機智和果敢做法，使中國天主教會“本地化”富有成效，並由此使得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為中國天主教會一段充滿活力的時期。

從挪威慘案看原教旨主義：信仰的差異只有用信仰的法則來解決

7月22日發生的挪威奧斯陸爆炸案和於特島槍擊案不僅是挪威的“國家災難”，也震撼了全世界人們的心。人們不明白為何在這個平靜如畫的國度會發生如此恐怖的事件？為什麼那個顯得非常乾淨的年輕人安德斯·布雷維克會犯下如此兇殘的罪行？為什麼作為一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他如此仇視多元文化主義、穆斯林和政治左翼？

張志鵬在1059期（2011年8月2日）撰寫的《從挪威慘案看原教旨主義》一文對這些疑惑進行了回答。文章反思個別原教旨主義者採取極端恐怖行為的根源，深入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平共處的途徑。

文章認為，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人口遷移和流動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同國家、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在新的國度匯聚、相遇和交往。多元文化必然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同時還伴隨着經濟利益上的競爭和生活方式的差異。

如何防範原教旨主義者採取恐怖性的暴力行動呢？一是信息透明，讓更多的人了解原教旨主義在宗教旗號下的真實政治或經濟目的，消除其神秘性；二是將各宗教及其教派納入法治管理的軌道；三是通過公開對話、協商和制度建設，尋找解決多元文化衝突等社會問題的合法之道。

挪威慘案證明，原教旨主義者試圖通過暴力來改變個人信仰或者解決社會問題，是自私而愚蠢的，除了增加罪行外，將會一無所得。信仰的差異只有用信仰的法則來解決，那就是平等、溝通、自由和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