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下一世紀應實現我們傳統基礎上的現代化

樓宇烈：下一世紀應實現我們傳統基礎上的現代化

2010年02月06日 中國文化報 點擊：387次

  編者按：當下的媒體和公眾似乎總是寄希望於拿取專家學者現成的意見和觀點，猶如闖進思想庫中直接挑一件件適手的工具。然而，面對一個人文學者，忽視其學術發展的整體脈絡和思想產生的時空條件，可能無助於對其言說要旨真正的貫通領會，更無法體味他們為學做人的涵養功夫。基於此，我們在訪問著名學者樓宇烈教授時，希望能夠更多地在其學術生涯、人生經驗的娓娓講述中，把握這位智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思考。

  樓宇烈，浙江省嵊縣人，1934年生，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長；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等職；曾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等職。主要論著有：《王弼集校釋》、《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與《溫故知新：中國哲學研究論文集》等。

為學之路 從原典讀起

  記者：在公眾眼中，您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家，又是傳統文化的積極倡導者，那麼是什麼樣的機緣使得您走上中國文化的研究道路？

  樓宇烈：我從小學起就喜歡中國的詩詞，總感覺它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值得不斷地吟詠體會，不像一般的白話文章，意思了解後就不想再去反覆體味了，所以漸漸地對中國哲學的興趣也濃厚了。進入大學時，國學傳統斷了，入門的東西也沒了，所以我特別注重原始的史料，到處找書看。當時宣揚人民公社生老病死全包的共產主義，我還提出疑問，如果全包了，沒有零花錢，我們讀書人怎麼買書？結果很長一段時間被批成“走白專路線”。

  大學最後一年，要搞科學上的“大躍進”，我們年級的任務就是編寫一本中國現代哲學史。大家覺得我是個做資料的，就讓我跑檔案館，跑舊書店找書，我收集了大量當時被禁的資料，尤其是近代的，很可惜這麼全的資料“文革”時下落不明。在我看來，近代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躍、交鋒最頻繁的時期之一，另外兩個是先秦、魏晉。我想如果從中間的魏晉入手就能更好的理解其他兩個時期。

  畢業留校後不久，我遇到了一個寶貴的機遇，進入了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國哲學史》編寫組。我被分配整理資料，守着那麼大一個書庫，可以看到從古到今的很多經典文獻，於是便開始着手魏晉玄學的研究了。但我發現，玄學家的資料都沒有好好整理，非常散亂。於是我考慮如果從正始玄學第一位的王弼入手，通過典籍的整理校釋，那麼可以給自己的哲學史研究打下一個好的基礎，而且我大學時靠旁聽加自學，掌握了一些傳統的音韻訓詁的小學功夫，以及版本、目錄、校勘這些現代文獻學知識，這些都是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礎，因此我也想在王弼身上做系統的實踐。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前輩的肯定，到1963年，《王弼集校釋》完成了初稿。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後來我也要求我的學生須從原典入手，最好能夠點校注釋一本古書，哪怕是一篇古文，這個對自己的訓練有很好的作用。

  當時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也發生變化，開始批評厚古薄今，然後是“四清”“文革”，不停地下廠、下鄉，在江西鯉魚洲下放時除了99%的毛選、1%的馬列，就只能讀《新華字典》了。不過社會的“無字之書”讀了不少，也有益處。

思維方式不對更可怕

記者：您的治學道路強調的是從文本資料入手的傳統方法，那麼此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又有什麼整體看法？

樓宇烈：我當時感覺中國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雖有時代的差異，但根本上是一個類型上的差異，這並不決定誰是先進落後，不應當用一種否定另一種。當時認為中國文化是低級階段文明的產物，是樸素的、單一的、經驗型的、缺乏理性分析的，而馬列主義是經過了科學階段在更高的基礎上上建立起來。但是我卻一直有一個疑問，如果說我們是樸素的辯證思維，別的是科學的辯證思維，那麼怎麼能把科學從中分割出來，難道這之間沒有聯繫嗎？我覺得兩者只是經驗上的不自覺與自覺的區分。而且我慢慢體會到這樣一個說法，殺雞焉用牛刀，如果經驗範圍內可以解決的問題，不一定要提升到理性的角度去解決，非要在理性的角度解決，反而會發生質的變化。所以“文革”時候我講過，如果脫離具體的運用環境，辯證法就會成為變戲法，怎麼說都行。總之，我想人類文化的延續不應該用某些東西完全割斷。

記者：改革開放以後，思想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湧入，此時您有沒有發生思想信念上的變化？

樓宇烈：信念上談不上，在思想方法上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但是在吸收比較過後，我還是認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應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用另外一個思維方法去研究它，會發生變異，不能把握它內在的結構。原來我認為事情必須明白了才行，最後覺得越明白的，越只是說明一方面的問題。而西方哲學的方法則把語言的功能誇大了，以為語言能說明一切問題，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很多東西無法用貧乏的語言來表達，甚至這世上可能就存在不可言傳、不可思議、永遠無法認知的東西。

我記得當時參加了一個中美哲學討論會，聽到一個美國學者1萬多字的報告，說了半天，可能讓我們來講一句話就能解決。但後來我又想，我們也不能用一句話講他那1萬字的東西，因為這可能連我原來要表達的東西都無法傳遞。但反過來，他如果不用這1萬字來講，我們大概也不能把握住他的思想。這大概就是思維方式的差異吧，這差異不能靠一味地去迎合對方來解決，否則誰也不明白誰，只有在相互尊重理解中才能真正把握。

記者：當時對中國傳統文化質疑否定的聲音很多，您此時有所回應嗎？

樓宇烈：當時我們幾個同仁編了《中國哲學》這樣一個期刊，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方法。但即便是搞中國哲學，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立場，就像“五四”時期一樣，有的是要繼承發揚，有的則是像胡適那樣要從中掃垃圾的，因此我們內部也有很多次激烈的爭論。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討論中，有的人就認為中國的文化是封閉的，沒有自我更新機制。但我卻認為中國文化最開放，最有生命力。歷史上中國文化所以能夠廣泛吸納而又保持自己的主體，就是因為她有一個很強大的融化別的文化的能力，而不是簡單地拿來或排斥。所以在五四運動70周年的時候我就專門寫文章針對這種風氣做了回應。

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思維方式已經變化了，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整個文化上出現了兩個不平衡，一個是科學與人文的不平衡，一個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平衡。我們對自己的傳統失去了信心，這是一個根源，因此沒有尊重和認同，也就失去了它在比較深入、比較廣闊的基礎上建立起的包容性。我到中醫學院去授課，年輕人說讀不懂傳統醫書，我說一時文字上讀不懂還好解決，但最難的就是你用西方醫學的思維方式去解讀中醫，不僅讀不懂，還會讀歪。

要有自己的宗教觀

記者：您對佛學的研究興趣是怎麼形成的？

樓宇烈：我在參與編《中國哲學史》時，任繼愈先生給學生開佛教方面的專題課，我做了助教，因此對佛教有了接觸和了解。我發現，中國整個文化史，特別是唐宋以後的，根本離不開佛學，否則文學、藝術、思想，甚至建築方面的問題都不能弄清楚，但當時很多研究著作是講外行話，停留在表面，高校甚至寺廟能找到一部佛經都困難，更別提《大藏經》了。所以“文革”一結束，我就跟朋友商量要在文本原典上下功夫，於是由任繼愈先生挂帥，我主持，和石峻、方立天、許抗生、樂壽民一起編寫了《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雖然這套書現在看來有很多錯誤不足，但在當時起了很多的作用，許多廟宇裡面僧人看的都是這本書。當出第四卷的時候，改革開放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佛經已不是一個難得的東西。它的歷史使命完成了，我的研究興趣卻轉移到佛學上來了。

記者：您常說，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一定要重視佛教、道教在其中的作用，社會現在對宗教寬容了很多，我們還應做些什麼？

樓宇烈：一定要有適合中國文化特點的宗教觀。由於近代我們接觸的宗教概念來自於歐洲，它是和理性、科學相對抗的，被認為是盲目的崇信權威，有神論，一味追求彼岸世界等等。按照這些標準，儒釋道並不是宗教，因為三家並不反對個人理性，反而強調自我意識，建立在非外力的自信基礎之上。而且，他們更不和科學對立，因為古代中國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

但我們卻接受了這種西方宗教觀，一說到佛教就認為它是迷信，比如求神拜菩薩啊，實際上只有接受這種宗教觀的知識分子才把求神拜菩薩看得很重，你到老百姓中間去問問那些不識字的、所謂的村夫村婦，“你們相信菩薩會保佑嗎？”他們會告訴你當然相信，但是會接著說，如果自己是個壞人，那菩薩肯定是不會保佑的，前提得是做個善人……所以只是從社會功能上看，中國傳統宗教和其他任何文化樣式一樣，都起一個教化作用，儒釋道都是塑造人心的有益教化，所以才能三教合流，萬善同歸，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正確的宗教觀，不接觸就排斥，那麼何以引導其為社會服務，為社會做貢獻呢？

為己之學在於

求得身心健康，道德完善

記者：說到這裡，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研究佛教的學者，公眾眼中理性的知識分子，是否也會受到其學說的影響，在您的生活中漸頓體悟中領略某種佛學智慧？

樓宇烈：要說沒有這種體悟是不真實的。而我從佛教思想中獲得的最大啟發則是它的“圓融”。佛教講一切世間善法皆是佛法，又告訴人們並非某一宗教講的才是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如果不信就會走上邪路，而是說要有包容心，要徹底打破認識事物的偏執，即“無一法可說”。正是這樣，佛教包容了儒家道家的思想，而我想一切有希望的思想就應該具有這樣最大的包容性，這樣才能達到最廣闊的境地。

記者：您講到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為學與為人統一的“為己之學”，這是儒家的概念，您是怎麼理解的？

樓宇烈：為己之學無非是求得身心健康、道德完善的學問，荀子講君子之學美其身，即完善自我。儒釋道這三教都強調回到本我之中，那是看到了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失去本我。儒家強調保留赤子之心，孟子講得清楚，“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把本來的惻隱羞惡之心回復過來。而唐代李翱的《復性書》則是從佛教的禪宗受到啟發來闡釋儒家的思想，佛家講回複本來清凈的自信，這和孟子講的，以及老子講的“復歸於嬰兒”是完全一樣的。正因為如此，佛教才能紮下根來，和中國文化如此密切地結合起來。其實，人的超越都是自我的超越，超越現象的我，回歸自我。現在的社會，卻是自我的失落，人們沒找到原因，繼續在現象上兜圈子，沒有從現象中走出來看到本我，不知道現象上的“得”也是失，而且是更嚴重的失落。因此，只有脫離現象上的愉快痛苦，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才能回歸。

不求轟轟烈烈

但求不絕如縷

記者：我們知道您曾接俞平伯的班，當過“北京崑曲研習社”的社長，又是“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的創辦人，教學生唱崑曲、彈古琴，還在家建起“國藝苑”，暢談交流中醫、茶道。您的這些興趣和學問有何關係？

樓宇烈：因為哲學是一個抽象思維的東西，一個時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思想，就是因為當時的時代缺乏這些東西，才會去提出和強調。現在，我們已經見不到古人了，又不能只從思想到思想去理解他們，因此要看一些小說、戲曲，這樣了解當時的人在生活實踐上會有什麼問題，因此才會有何種思考。比如，為什麼古人會唱得那麼慢，因為當時生活的節奏本身就是舒緩的。

所以我也強調保護崑曲不是要用商業時尚的東西包裝它，即不求轟轟烈烈，但求不絕如縷。要真正保護好它的表演體系，那種虛擬化程式化的戲曲體系是其精髓，丟棄了以後，就無法挽救，我們也就沒有一個參照、研究、借鑒的對象。比如，至少在我年輕的時候中國的話劇有大量的傳統戲曲因素在裡面，是有虛擬的，有誇大和縮小，有程式的，但現在這些都丟掉了，沒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記者：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您對中華文化的未來發展又有什麼樣的期待？

樓宇烈：我說過之前的100年里我們的思維方式已經被改變了，我希望在這一個世紀，或許還要到下一個世紀，我們能打破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平衡，而且最終讓人文的、中國傳統的思維多一點，實現我們自身傳統基礎上的現代化。

這不是表面形式扳倒過來，而是要先讓大家有一個根本認同。你理解不理解中國文化可以再說，但首先得明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應尊重中國的文化，然後慢慢地學會它，再樹立起自信。這是一個恢復的過程，就是我一直說的自覺樹立文化主體意識，當然可以從不自覺到自覺，可以完全出於熱情，但總之這應是一個沉潛的功夫，所以我不主張轟轟烈烈，因為這反而會使其搞砸了，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反彈和誤解。

歷史傳統究竟是財富還是包袱，就在於一念之間，決定於我們的判斷與能力，如果老把問題歸咎於傳統，那是我們自己的無能，更是我們在推卸責任.(文：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