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金融危机与宗教发展[2/3]

[卓新平]金融危机与宗教发展[2/3]

尽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存在“危机”，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实际变化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已经引起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多元的精神诉求。与这种经济发展相关联，中国社会“世俗”层面的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等已多少受到冲击、有所波动和变化，而其不同程度地“退出”或“淡化” 则为中国宗教信仰的当代发展留下了空间和可能。但由于中国社会“世俗” 与“神圣” 层面的复杂交织或模糊不清，中国当代宗教的发展也正在构成其颇有特色、极为复杂的板块。概括而言，这些宗教板块大致可为“护持”型的“核心板块”、“自发” 型的“新生板块” 以及“模糊”型的“边缘板块”。不同类型的板块仍在相互碰撞、不断错位，由此构成了当前中国宗教的地缘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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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２３页。

“护持”型的“核心板块”指得到国家政治支持的宗教存在方式。从历史来看，如果的确存有“国教”，则属于此类；而不同时期封建帝王对不同宗教的偏好、崇信和支持也大致反映出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在当代中国，其情况则另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国家政体纠正以往对宗教的限制或将之视为“另类” 的态度，在政治上、政策上、社会舆论上、组织管理上以及经济条件上给宗教的存在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形成，６０～７０年代一度中断的宗教组织机构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种“恢复” 和“发展” 乃体现了中国政体的“国家”意识，使相关宗教及其组织机构成为没有“国教”名号的“国家宗教”，有其“正统性”和“合法性”。但与此同时，这种“政体”意识的强烈亦影响到这些宗教的构建、管理和经济支撑，形成了具有“政治形象” 的“国家宗教”。在国家的“护持”、“帮助” 下，这些宗教体态完备、组织严密、网络齐全，在宗教地缘中占据着“核心板块” 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说，国家政体对这一“核心板块” 的宗教有着巨大的投入，这种支持已超过世界上大多数“政教分离”形态国家对其宗教的关心、呵护，由此体现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积极景观和中国宗教政策、法规的落实。位于“核心板块” 的宗教亦成为其“典范”和“样板”。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所谓“国家宗教” 在此还是复数的，不是单一的，如我们的“五大宗教” 之说。不过，由于宗教性与政治性毕竟有其不同之处，加之二者交织中出现的复杂嬗变，“核心板块”的宗教也并非“一方净土”或“平安的港湾”，其出现的个别问题或异样的发展走向也会引起国家政体的警惕和防范。另一方面，这些位于“核心板块” 的“合法” 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亦积极“亮相”，有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代表形象，尤其在“政治” 表态、文化工程、经济创业、社会工作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宗教因受世俗社会影响较深而更多关注“人间”、“人生”层面，在与主流社会保持一致的同时也有对国家政体的更多依赖，故而可能会有在“经济”自主、自养上的“异化”，从而在“宗教性”、精神信仰、理论修养上显得不足。这样，在这些宗教中许多社会、文化工程及其发展的“创意”和“实施” 多来自国家政体或世俗社会，宗教界的“自我意识”明显不够，且在宗教教理、修行、礼仪、管理上缺乏“高僧大德”，未现“出类拔萃之辈”，“纯” 宗教意义上的精英仍如凤毛麟角，从而与当今中国宗教的社会外观和文化复兴不相吻合，在“核心板块” 上留下了一些脆弱之处。查尔斯·泰勒在其《世俗时代》一书中曾谈到宗教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的“世俗化”①；若按此分析，则可感觉宗教组织“参政议政”、过度关心政治或许会有“政治上的世俗化”倾向，宗教团体或个人热心于“发财致富”、以“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或许会有“社会上的世俗化” 倾向，而宗教活动偏向“娱乐文化”、迎合“民俗”或“流俗”文化的需求也似乎会有“文化上的世俗化”倾向。由于这种宗教自我意识的不强，在“核心板块” 的内部会出现一些破裂或分化，造成其本有资源的流失；而其对外范围亦颇难把握，当宗教发展被视为社会和谐的“积极” 象征时，其规模会“扩大”，人数“增加”；但如果宗教发展被看做是与社会稳定相反的“消极” 因素时，其规模则会“缩小”，人数亦“减少”，从而有其宗教在中国政治评估中的被动伸缩，宗教本身对自己的信仰往往也不能够“理直气壮” 地坚持，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的理顺。

“自发”型的“新生板块”乃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异军突起”，其特点是“板块”分散、问题繁多，而其所谓“自发”也只是相对中国政体来说，实质上却有复杂的外界关联、掌控和渗透。在“全球化” 的国际范围内，这些“新生板块”往往成为世界关注的“核心” 和“焦点”，被“敌视” 中国或“误解”中国的组织及个人作为“问题”意识来放大、过问或干涉，从而在国际“话语”上挤占了“核心板块”的位置，造成了一些人为的“难点”、“热点”。在中国当代开放、多元化的社会中，这些“自发” 型的“新生板块” 有其分散性、流变性、隐蔽性等特点，其“宗教” 有的虽“不合法” 却求“合法”，有的舍“大而全”而守“小而散”，在“本土化” 与“去中国化”、“宗教化” 与“政治化”、“公开化”与“隐秘化”、“民族化” 与“国际化”，甚至“友” 或“敌”之间扑朔迷离、深浅难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宗教领域的一块“盲区”。当然，

这种“新生”也是相对而言的，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为“新生”，而在中国内地６０年前的历史上、在中国台港澳地区以及在境外却是“旧有”。从其类型上来看，这些“新生板块” 有的从“核心板块” 分化而成，有的是传统存在“枯木逢春”，有的是外来传教“渗透” 使然，有的是古今中外奇特结合，有的是民间土壤中的滋生、异化。从其涵括的宗教来说，则既有目前“核心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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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ＡＳｅｃｕｌａｒ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7.

佛、道、伊、基、天的“异类”或“另类”，亦有“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各种宗教，不仅有方兴未艾的“新兴宗教”，甚至有危害颇大的各种“邪教”。按照目前中国法规和现行政策，这些“新生板块” 中的不少宗教在华为“非法” 或“不合法”存在，然而其中大部分宗教在世界其他地区则为“合法”、“正常”存在；许多甚至也无“政治” 意向和企图，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口碑” 很好。因此，如何认识、分析、对待、处理这些宗教，其政治性、政策性以及宗教性、学理性都非常强，其不同举措亦会导致是否正确分清“敌”、“友”，化“敌” 为“友”或推“友”为“敌”的不同后果。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对之要三思而后行的“临界”之状态。

“模糊”型的“边缘板块”所涉及的“宗教”既有认识上的“模糊”，亦有实践中的“模糊”。例如，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大众信仰、民间信仰、神灵崇拜、“英雄”崇拜、“领袖” 崇拜究竟算不算“宗教” 或“宗教意识”，应该怎样去认识和处理，仍然是说不清、道不明，意见众多，分歧颇大。人们在对“宗教”及“宗教性”的认识上难达共识，因而在观察、分析社会各种信仰现象上就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其相关活动则构成“似” 宗教或“不似” 宗教的“边缘板块”，人们在“模糊”中或是无视其存在，或是采取难说有效的举措。在这一方面同样包括对中国宗教“土壤”、宗教“生态”的认识。具体来看，其一，对民间信仰的认识迄今仍属“模糊” 型的范畴，民间宗教在海外华人、在港澳台地区均作为“宗教” 而存在，且已有其“合法” 性。但在中国内地，人们慎言“民间宗教”，而代之以内涵不清、外延模糊的“民间信仰” 这一表述。虽然海外华人在境外持守的传统中国民间宗教为“合法”、“正常”，但一旦他们要以这些宗教回中国内地来“认祖归宗”、“追根溯源”，则会遇到成为“非法” 和“反动”组织的窘境和狼狈，二者之间反差太大。而且，对同样的“民间信仰”存在，至少在福建、浙江和湖南，社会政体对之就有三种不同的认识模式和归类，由此在处理方式、管理方法上也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