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金融危機與宗教發展[2/3]

[卓新平]金融危機與宗教發展[2/3]

儘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存在“危機”，其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實際變化卻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已經引起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形成了新的不同社會群體及其多元的精神訴求。與這種經濟發展相關聯，中國社會“世俗”層面的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等已多少受到衝擊、有所波動和變化，而其不同程度地“退出”或“淡化” 則為中國宗教信仰的當代發展留下了空間和可能。但由於中國社會“世俗” 與“神聖” 層面的複雜交織或模糊不清，中國當代宗教的發展也正在構成其頗有特色、極為複雜的板塊。概括而言，這些宗教板塊大致可為“護持”型的“核心板塊”、“自發” 型的“新生板塊” 以及“模糊”型的“邊緣板塊”。不同類型的板塊仍在相互碰撞、不斷錯位，由此構成了當前中國宗教的地緣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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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２３頁。

“護持”型的“核心板塊”指得到國家政治支持的宗教存在方式。從歷史來看，如果的確存有“國教”，則屬於此類；而不同時期封建帝王對不同宗教的偏好、崇信和支持也大致反映出這種現象的存在。但在當代中國，其情況則另有不同。一方面，中國國家政體糾正以往對宗教的限制或將之視為“另類” 的態度，在政治上、政策上、社會輿論上、組織管理上以及經濟條件上給宗教的存在與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使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形成，６０～７０年代一度中斷的宗教組織機構得以恢復和發展。但這種“恢復” 和“發展” 乃體現了中國政體的“國家”意識，使相關宗教及其組織機構成為沒有“國教”名號的“國家宗教”，有其“正統性”和“合法性”。但與此同時，這種“政體”意識的強烈亦影響到這些宗教的構建、管理和經濟支撐，形成了具有“政治形象” 的“國家宗教”。在國家的“護持”、“幫助” 下，這些宗教體態完備、組織嚴密、網絡齊全，在宗教地緣中佔據着“核心板塊” 位置，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應該說，國家政體對這一“核心板塊” 的宗教有着巨大的投入，這種支持已超過世界上大多數“政教分離”形態國家對其宗教的關心、呵護，由此體現出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積極景觀和中國宗教政策、法規的落實。位於“核心板塊” 的宗教亦成為其“典範”和“樣板”。而且，與其他國家不同，所謂“國家宗教” 在此還是複數的，不是單一的，如我們的“五大宗教” 之說。不過，由於宗教性與政治性畢竟有其不同之處，加之二者交織中出現的複雜嬗變，“核心板塊”的宗教也並非“一方凈土”或“平安的港灣”，其出現的個別問題或異樣的發展走向也會引起國家政體的警惕和防範。另一方面，這些位於“核心板塊” 的“合法” 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亦積極“亮相”，有着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參與和代表形象，尤其在“政治” 表態、文化工程、經濟創業、社會工作上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這些宗教因受世俗社會影響較深而更多關注“人間”、“人生”層面，在與主流社會保持一致的同時也有對國家政體的更多依賴，故而可能會有在“經濟”自主、自養上的“異化”，從而在“宗教性”、精神信仰、理論修養上顯得不足。這樣，在這些宗教中許多社會、文化工程及其發展的“創意”和“實施” 多來自國家政體或世俗社會，宗教界的“自我意識”明顯不夠，且在宗教教理、修行、禮儀、管理上缺乏“高僧大德”，未現“出類拔萃之輩”，“純” 宗教意義上的精英仍如鳳毛麟角，從而與當今中國宗教的社會外觀和文化復興不相吻合，在“核心板塊” 上留下了一些脆弱之處。查爾斯·泰勒在其《世俗時代》一書中曾談到宗教在政治、社會和文化這三個層面的“世俗化”①；若按此分析，則可感覺宗教組織“參政議政”、過度關心政治或許會有“政治上的世俗化”傾向，宗教團體或個人熱心於“發財致富”、以“宗教搭台、經濟唱戲”或許會有“社會上的世俗化” 傾向，而宗教活動偏向“娛樂文化”、迎合“民俗”或“流俗”文化的需求也似乎會有“文化上的世俗化”傾向。由於這種宗教自我意識的不強，在“核心板塊” 的內部會出現一些破裂或分化，造成其本有資源的流失；而其對外範圍亦頗難把握，當宗教發展被視為社會和諧的“積極” 象徵時，其規模會“擴大”，人數“增加”；但如果宗教發展被看做是與社會穩定相反的“消極” 因素時，其規模則會“縮小”，人數亦“減少”，從而有其宗教在中國政治評估中的被動伸縮，宗教本身對自己的信仰往往也不能夠“理直氣壯” 地堅持，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沒有得到真正的理順。

“自發”型的“新生板塊”乃當代中國宗教發展的“異軍突起”，其特點是“板塊”分散、問題繁多，而其所謂“自發”也只是相對中國政體來說，實質上卻有複雜的外界關聯、掌控和滲透。在“全球化” 的國際範圍內，這些“新生板塊”往往成為世界關注的“核心” 和“焦點”，被“敵視” 中國或“誤解”中國的組織及個人作為“問題”意識來放大、過問或干涉，從而在國際“話語”上擠佔了“核心板塊”的位置，造成了一些人為的“難點”、“熱點”。在中國當代開放、多元化的社會中，這些“自發” 型的“新生板塊” 有其分散性、流變性、隱蔽性等特點，其“宗教” 有的雖“不合法” 卻求“合法”，有的舍“大而全”而守“小而散”，在“本土化” 與“去中國化”、“宗教化” 與“政治化”、“公開化”與“隱秘化”、“民族化” 與“國際化”，甚至“友” 或“敵”之間撲朔迷離、深淺難測，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宗教領域的一塊“盲區”。當然，

這種“新生”也是相對而言的，其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內地為“新生”，而在中國內地６０年前的歷史上、在中國台港澳地區以及在境外卻是“舊有”。從其類型上來看，這些“新生板塊” 有的從“核心板塊” 分化而成，有的是傳統存在“枯木逢春”，有的是外來傳教“滲透” 使然，有的是古今中外奇特結合，有的是民間土壤中的滋生、異化。從其涵括的宗教來說，則既有目前“核心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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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ＡＳｅｃｕｌａｒ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7.

佛、道、伊、基、天的“異類”或“另類”，亦有“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各種宗教，不僅有方興未艾的“新興宗教”，甚至有危害頗大的各種“邪教”。按照目前中國法規和現行政策，這些“新生板塊” 中的不少宗教在華為“非法” 或“不合法”存在，然而其中大部分宗教在世界其他地區則為“合法”、“正常”存在；許多甚至也無“政治” 意向和企圖，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口碑” 很好。因此，如何認識、分析、對待、處理這些宗教，其政治性、政策性以及宗教性、學理性都非常強，其不同舉措亦會導致是否正確分清“敵”、“友”，化“敵” 為“友”或推“友”為“敵”的不同後果。當今中國社會已經處於對之要三思而後行的“臨界”之狀態。

“模糊”型的“邊緣板塊”所涉及的“宗教”既有認識上的“模糊”，亦有實踐中的“模糊”。例如，當今中國社會中的大眾信仰、民間信仰、神靈崇拜、“英雄”崇拜、“領袖” 崇拜究竟算不算“宗教” 或“宗教意識”，應該怎樣去認識和處理，仍然是說不清、道不明，意見眾多，分歧頗大。人們在對“宗教”及“宗教性”的認識上難達共識，因而在觀察、分析社會各種信仰現象上就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其相關活動則構成“似” 宗教或“不似” 宗教的“邊緣板塊”，人們在“模糊”中或是無視其存在，或是採取難說有效的舉措。在這一方面同樣包括對中國宗教“土壤”、宗教“生態”的認識。具體來看，其一，對民間信仰的認識迄今仍屬“模糊” 型的範疇，民間宗教在海外華人、在港澳台地區均作為“宗教” 而存在，且已有其“合法” 性。但在中國內地，人們慎言“民間宗教”，而代之以內涵不清、外延模糊的“民間信仰” 這一表述。雖然海外華人在境外持守的傳統中國民間宗教為“合法”、“正常”，但一旦他們要以這些宗教回中國內地來“認祖歸宗”、“追根溯源”，則會遇到成為“非法” 和“反動”組織的窘境和狼狽，二者之間反差太大。而且，對同樣的“民間信仰”存在，至少在福建、浙江和湖南，社會政體對之就有三種不同的認識模式和歸類，由此在處理方式、管理方法上也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