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金融危機與宗教發展[1/3]

摘　要：本文從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來看社會與信仰、經濟與宗教的雙向互動關係，進而分析當代社會變動中宗教板塊的形成及其社會影響，指出目前中國宗教狀況大致已形成“護持” 型的“核心板塊”、“自發” 型的“新生板塊” 以及“模糊” 型的“邊緣板塊” 這三大宗教“板塊”，認為中國宗教未來發展的理想形態應是在依法治國、政府積極引導基礎上的“一體多元”、“主次協調”，即體現政府在管理宗教上的法律、政治和行政權威，承認宗教存在形態上的多元現象，協調好在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處境中形成的主要宗教和次要宗教的和諧共存關係，倡導宗教發展走向社會層面的服務參與、文化層面的承上啟下和信仰層面的返璞歸真。

關鍵詞：金融危機　宗教板塊　宗教發展

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已成為當代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我不是經濟學者，不敢妄論經濟問題。但這次金融危機及與之關聯的經濟危機有一個特點，引起了我們在信仰、宗教問題研究上的興趣和思索。這就是社會與信仰、

經濟與宗教的對應或呼應關係。

馬克斯·韋伯在談到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時，曾論及其信仰、宗教是其社會及經濟發展“潛在的精神力量”，起到了推動這一發展的重要作用。當然，這是一種“神聖”層面上的信仰，是基於“超越” 追求的宗教，因而典型地體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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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１９５５年生於湖南，１９８７年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系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基督教神學、比較宗教學和西方思想文化及哲學史研究。

“精神變物質”的意義。儘管西方社會尤其是其宗教理論界對當代西方社會發展究竟是“祛魅”還是“復魅”爭論不休，宗教“世俗化” 觀點的倡導人彼得·貝格爾亦動搖不定，反反覆復，在斷言世界進入“世俗化”後僅隔３０年就“迷途知返”，以“世界的非世俗化”的宣稱而再次令世界“驚訝”！① 但無論是韋伯的“解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與“復魅” （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一譯“再着魅”），還是貝格爾的“世俗化”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與“非世俗化” （ｄ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都不能迴避或掩蓋這一事實，即傳統意義上的“神聖” 信仰與宗教已越來越邊緣化，已或多或少地退出社會舞台的中心。但現代社會開始與這種“神聖” 信仰及宗教共舞的，則是各種“世俗” 信仰與“新興” 宗教的崛起，從而使人類的“精神世界”更加複雜和多元。

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和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之中，我們就可以窺見上面所談到的“世俗信仰”的存在及其相應的“危機”。其實，從這次“始作俑者”美國來看，其金融體制、經濟結構本身基本上完好無損，問題乃出在其金融運作中濫用了這一體制機製得以建立的“信用”。對人們的“信”不是加以“信用”而是實施“騙用”，其推出的“產品”、實行的“包裝”，可能是藉助於人們的“信任”而實際上在“行騙”；而負有金融體制監管責任的機構亦不負責任或“別有用心”，把人們對其的 “信”加以濫用，卻以“騙” 來反饋形成“誤導”，從而使“信用”這一光環實際上已經暗淡，其“騙用” 的異化則越來越包不住、藏不了。其結果，這種在“信用”招牌下的“濫用” 或“騙用” 一旦被曝光，災難則會降臨，甚至可能導致其整個經濟體制和基本制度的動搖或“崩潰”。我們看到，當人們保持其“信心”、“信任”和“信賴”時，這種“金融信仰” 似完好無缺，其“信用” 亦得心應手、暢通無阻。而一旦這種“信心”、“信任” 和“信賴”失去，其“信仰”亦會崩塌，無“信”可“用”。所以說，巨額財富的一夜蒸發在經濟學上可用“氣球”被吹破、“泡沫”被擠掉來解釋，而在社會心理學、精神現象學層面上，則也是“精神帶走物質”，使之蕩然無存。與“神聖” 信仰相同的是這種“世俗” 信仰也要靠前瞻、靠投入、靠冒險，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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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彼得·貝格爾在１９６９年出版其宣稱現代社會進入“世俗化” 時代的兩部代表性著作《神聖的帷幕》和《天使的傳言》，但在１９９９年卻推翻自己的觀點而主編出版《世界的非世俗化：復興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一書，改而成為“非世俗化” 理論的重要代言人。

“破滅” 後的重建亦十分艱巨、非常緩慢。但與“神聖” 信仰不同的是，這種“世俗” 信仰的走向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走向成正比，經濟危機越大，世俗信仰也就越“危機”，而“神聖” 信仰卻往往會與社會危機成反比，即社會問題越多、越複雜，“神聖” 信仰的“世俗” 危機則越會減少、減弱，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和希望。因此，在金融危機時期“世俗” 信仰也出現崩盤時，我們一定要注意傳統意義上“神聖” 信仰的重新抬頭，看到相關宗教的“復魅” 與“復興”。

在此，我們還應關注“信仰” 的“資本” 意義。正如“金融資本” 基於“信用”關係的變化有其“實”、“虛” 兩面那樣， “信仰資本” 亦有其“實”、“虛”之變，由此使其游移於“硬資本”與“軟資本”的互動、變遷之間，形成變幻莫測、深不可探的精神大海。“信仰” 這種“無形資本” 的存有可使社會“有形資本”變大、變硬、變得堅實，而這種“信仰”消失在精神層面造成“無形資本”蒸發的同時，也直接引起其社會“有形資本” 變小、變弱，甚至變得一無所有。這裡，無論是“神聖” 信仰還是“世俗” 信仰都有其相似之處和共同之點。面對當今社會的信仰變幻和宗教起伏，我們很有必要為此而研究“信仰資本論”和“宗教經濟學”。

一　當代社會變動中宗教板塊的形成

中國改革開放３０年發展迅速、成績斐然，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也並不十分突出。但是，中國並不是完全“風景這邊獨好”，在金融海嘯、經濟危機的衝擊下也絕非“我自巋然不動”。因此，這種社會變動自然會影響到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或許也會逐漸形成當代中國宗教發展的一些“潛規則”。

對於當代中國宗教發展，社會主流大致會用兩種眼神來審視。一種是以“撥亂反正”、宗教生活歸於“正常” 的角度來看待，其基本認識是把宗教作為人類精神及社會生活的“常態”，以“平常”、“平靜” 的心態來考量宗教的發展，從而認為改革開放前宗教被禁錮、被打壓的現象乃為“異態” 而不“正常”，現在則應“恢復”正常，中國宗教生活與世界宗教格局並無兩樣或獨特之處。顯然，在這種審視中，少了“意識形態” 和“政治” 之維，缺乏相應的“敵”情觀念或“危機”意識。另一種審視則是基於“問題意識”，即從“有問題”這一角度來看待宗教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以政治“責任”、“敏銳” 和“智慧”來審視宗教，當然“無小事”、有重大關係，涉及意識走向、精神態度、政治立場、社會發展、民生關聯等問題。必須承認，前一種審視很泛、很弱，看似“平常”、“正常”，實際上卻幾乎沒有真正存在。而後一種審視則是非常實在、明確，起着實質性作用。如果從“找問題” 的角度來看宗教，那麼至少會在潛意識上去認為“宗教” 或“宗教發展” 在根本上究竟是“好” 還是“不好”，是不是一種“有問題”的社會存在，是否為主流社會的希望或期待之所在。這樣，在上述兩種審視之間勢必有悖論、有張力、有差異。二者的走向將決定對中國宗教的“價值”、“意義”和“社會” 判斷，從而影響到宗教在中國當今及未來的定位與發展。

既然後一種審視為當今中國社會主流、常態的現象，那麼我們從“問題意識”來看待中國宗教的當代發展，則會發現其確有“問題”，而且頗為“複雜”。其問題的形成，若從“神聖” 信仰與“世俗” 信仰的彼此排斥關係來看，則可發現當今中國宗教發展與中國社會“世俗”信仰的危機或問題密切相關。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神聖” 信仰與“世俗” 信仰本來就是交織共存的，不可截然分開。從社會現實和事物普遍關聯的角度來看，上述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所謂“神聖”與“世俗” 之間的區別儘管有其相對性，二者從宗教學的視野來看卻畢竟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着“質” 的不同，否則我們根本就沒有必要來談論“宗教”話題。如果從“世俗化”帶來的“世俗信仰”而言，中國在過去１００年內經歷了急遽的“世俗化” 變化。但如果不將“儒教” 視為“宗教”，這種“世俗化”或許甚至可以追溯到遠古的“絕地天通”！按照傳統理解，“中國上古的原始宗教經歷過三個階段：民神不雜，民神異業—民神雜糅，家為巫史—絕地天通，無相侵瀆。”① 顓頊“絕地天通”之舉“好像是一種正、反、合的辯證演進”之結局，但研究宗教的學者一般認為，“‘民神不雜’ 的狀態不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化—宗教狀態，而‘民神雜糅’倒是原始文明早期的普遍情形”。② 因此，“世俗化”之前乃“民神雜糅、民神同位”的狀態，只是通過“絕地天通”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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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聯書店，１９９６，第２６頁。
②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２６頁。

成 “民神不雜，民神異業”的秩序。陳來先生對這種巨變的分析是，“在這個說法中，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即宗教改革是由經濟危機所引發，而經濟危機又導源於一種宗教信仰的行為狀態。就是說，原始祭祀的泛濫，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匱乏，‘禮’的制度和宗教的改革正由此而決定地產生或形成。”① 顓頊作為上古帝王，其“絕地天通”的改革“最終結果是實現了事神權力的集中和壟斷”。如果這一論斷成立，則可說形成了“一以貫之”的中國“國教” 體制，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使封建王朝徹底終結，而中國民眾則處於“民神不雜” 的“世俗” 狀況。但如果認為中國自古沒有作為“國教”的“國家宗教”，那麼顓頊乃至後來董仲舒等人的改革就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性的，甚至孔子的“克己復禮”之 “禮”亦是一種政治秩序而不是宗教秩序。這樣，中國早已是一個“世俗國家”了，這似乎也印證了梁啟超等人關於中國乃“無宗教” 之國度的斷言。順此思路，則可以說中國曆來是作為“世俗” 信仰的“政治” 信仰壓過了作為“神聖”信仰的“宗教”信仰，而今天中國宗教的“復興”則應該從其“世俗”信仰的“危機” 或“問題” 上來尋找原因與答案。不過，中國民間自古以來“民神雜糅、民神同位”的現象卻又告誡我們要慎言中國社會的“世俗性” 或中國文化的“世俗化”，那麼所謂“世俗” 信仰的“危機” 或“問題” 對當今宗教發展的影響則也應該慎重而言，留有餘地。所以說，在分析中國社會及文化的“宗教性”上尚有許多疑問，尚需不斷澄清。